在世博會100多年的舉辦歷程中，國人以多種方式注意到或親身參與這一萬國盛會，從中觸摸文明變遷，感悟科技進步，收獲時代新知。

將世博會視為“賽奇會”，是國人對早期世博會的認識。1851年，第一屆世博會在英國倫敦舉行，當時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對世界科技的飛速發(fā)展和政治經(jīng)濟格局的歷史性變化還茫然無知，視西方科技為 “奇技淫巧”，將世博會稱為 “賽奇會”。1868年，王韜來到巴黎世博會址和倫敦水晶宮，滿眼“聚珍賽奇、熱鬧非凡”之景象。在早期記錄中，國人也常將世博會意譯為“炫奇會”，這正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時人們觀博是抱著游戲賞玩新奇事物的心態(tài)。

到了1876年，前往美國費城世博會考察的海關(guān)文書李圭開始意識到，西人舉辦世博會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僅圖悅目者”的“無益之舉”，其本意是要“增識見，得實益”，“其著重尤在擴充貿(mào)易”。而在1905年比利時列日萬國博覽會監(jiān)督、中國駐比利時大使楊兆軻看來，“調(diào)查工藝，鼓舞商情”固然是一方面，但開會之國更為重視的是“興盛地方”。其實，無論“擴充貿(mào)易”，還是“興盛地方”，都是國人觀察世博會視角深入的體現(xiàn)，世博會蘊含的商業(yè)效應(yīng)逐漸為國人所認知。

不過，隨著時代發(fā)展，今天的世博會顯然不再著眼于炫奇和商貿(mào)擴張，甚至不主要是科技展示，其更大的意義和功能在于一種文化、價值的表達和傳遞。

事實上，“展示文化”作為世博會的一項重要功能，國人亦早有深切體會。1910年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上，中國的表現(xiàn)可謂糟糕至極，乏善可陳。這令親臨會場的張元濟大失所望，刺激了他思考“陳設(shè)什么”的問題。張元濟說：“且賽會不僅為振興商務(wù)已也。若武備，若交通，若教育，凡有關(guān)系之物，無不可以與會……西人嘗謂吾國無教育。茍能為之，亦可以塞其口中。”

張元濟認為，在世博會上陳設(shè)這些“非商品化”展品，可以“展示國家實力，塑造國家形象”。同時，借中國進步文明之一面來抵制西人對我長期以來形成的負面印象，“使彼國人常有中國政教、工藝素著文明，近更進步……往來于心目之間，則輿論所成，輕重易勢，而吾已大收其效。”

到了1926年，我國機電工業(yè)先驅(qū)惲震在《費城賽會觀感錄》中描述說，中國陳列的宗旨之一在于“展示中國近年工業(yè)進步，凡著名國產(chǎn)及最近自制工業(yè)精品，不必定能銷行外國，亦得陳列之”。由此，國人開始抓住了世博會的內(nèi)核理念，真正將世博會看成塑造形象、展示文化的“舞臺”，而不只是營銷商品的“集市廟會”。

然而，何謂“文化”，向來眾說紛紜。1915年，在美國奔走國事的馮自由應(yīng)舊金山少年中國報社主人之“請”，撰寫了《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大賽會游記》。在該書序文中，馮氏以下定義式的語氣說，“大賽會者，網(wǎng)羅文化之集合體也，亦誘導文化之催進器也?！蔽幕谑啦系靡约嘘愂?，互相激發(fā)。在此語境中，“文化”可以理解為一種進步、民主、科學、富強、人道、正義、開放、自由、藝術(shù)、新異的理念。它可能體現(xiàn)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日常生活、思想文化、科學發(fā)明、休閑娛樂等不同的載體中，可以千差萬別且彼此毫不搭界，但本質(zhì)上都有著明確的價值指向和判斷。

馮自由把世博會視作“文化的盛會”，并不是“革命家”的信口開河，而是為了激勵革新與自強。他說：“今世界上最大工事之巴拿馬運河告成矣，世界上規(guī)模最宏偉之巴拿馬大賽會亦開幕矣，一則代表萬國之交通，一則代表萬國之文化，其影響于世界不言而喻，然而返觀吾國之現(xiàn)狀，則奚如列國日趨維新，而吾國則日趨復古，加以政局頹污，民權(quán)消墜，政治且然，遑論商務(wù)……試因巴河及巴賽會之二大事業(yè)，而確審他國振興之由來，吾人猶不猛勇精進，以求根本的革新，則吾信不俟今后再度大賽會之發(fā)生，而吾國之地圖已易色矣，嗚呼！”

世博會代表“萬國之先進文化”，是有識之士細致觀察和思考后的發(fā)現(xiàn)。百多年來，一批批先進的中國人為推翻專制、愚昧、落后的“舊中國”而奔走行動，為民族的前途與復興而奮力拼搏。站在新世紀的征途上，“網(wǎng)羅文化之集合體，誘導文化之催進器”，仍是舉辦世博會、欣賞世博展演的重要收獲，我輩當以此為感召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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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文化研究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