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中國研究肇始于“耶穌會士漢學”，迄今已有400年的歷史。四百年來，這種研究盡管因時因地而異，步趨并不一致，但由此累積起來的關于中國的著作和文章，單是數(shù)量就已十分驚人。據(jù)袁同禮編纂、1958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漢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統(tǒng)計，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門的葡萄牙文）有關中國研究文獻即多達1.8萬多種（不含論文）。從1957年到現(xiàn)在，又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西方世界關于中國的研究文獻無疑更仆難數(shù)。如此浩瀚的西方中國研究文獻，共同匯成了一部引之彌長的西方漢學史或中國學史。

回望這部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中心在歐洲，更確切地說是在法國。之后，中心則轉移到了美國。西方世界中國研究中心的位移，不僅意味著世界漢學空間格局的重組和裂變，更標志著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典范轉移。

從法國漢學到美國中國學

法國漢學并不是一開始就成為歐美中國研究的中心，19世紀法國第一代職業(yè)漢學家雷慕沙曾這樣說：“歐洲人殆在16世紀末與17世紀上半葉中，始對于中國風俗文學史有正確認識，要為當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傳教士安文思、曾德照、殷鐸澤、衛(wèi)匡國諸人之功。法國教士始與諸人競，不久遂以所撰關于中國之著述凌駕諸人之上?！边@就是說，在早期耶穌會士關于中國的描述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傳教士的貢獻遠比法國重要得多。

但是，這個局面很快就被改變和超越了。1814年，法蘭西學院率先設立漢學教授席位，法國漢學迅速職業(yè)化和學院化。法國漢學權威戴密微后來在一篇題為《法國漢學概述》的演講中特別提到這件事說：“1814年11月11日，法蘭西學院漢語教授席位的創(chuàng)立使?jié)h學研究的面貌大為改觀。這不僅是對法國漢學，而且對整個歐洲漢學都是一個關鍵性的日子。對中國的研究列為大學學科，這在西方世界還是第一次(在俄國直到1851年，在大不列顛直到1876年才進入大學學科，在歐洲其他國家那就更晚了，美國是最后，他們的漢學研究最近才取得了迅速而驚人的發(fā)展)?！?/SPAN>

確實，無論對法國，還是對歐洲的漢學而言，漢學教授席位的設置，都可以說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此后，法國的東方語言學院、法蘭西遠東學院，荷蘭的萊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俄羅斯的喀山大學、彼得堡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漢堡大學等著名學府相繼設立了漢學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國等國家的許多大學也正式設立了漢語課程和漢學教授席位。漢學由此進入“近代學院式研究”階段。

在此后的一個半世紀中，法國漢學雖然也經(jīng)歷過一些挫折，甚至停頓，但始終處于歐洲漢學的領先位置。法國漢學家以學院為基地，建立了嚴格的學術傳承和綿密的學術譜系，涌現(xiàn)出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稱大師的漢學權威，雷慕沙、儒蓮、畢歐、巴贊、沙畹、考狄、馬伯樂、伯希和、葛蘭言等，就是其中的享有國際盛譽者。他們的學識和努力不僅構成了法國漢學的內在景深，而且深刻地影響了歐美漢學的發(fā)展。

然而，法國漢學的這種地位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隨著三位法國漢學大師葛蘭言、馬伯樂和伯希和的相繼棄世，迅速衰退。而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陸卻乘勢而起，成為繼法國之后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中心。

美國中國學當然不是從二戰(zhàn)后才開始的，此前美國早已在耶魯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等著名學府設立漢學教席，并分別聘請衛(wèi)三畏、傅蘭雅擔任教授。美國的一些學術社團如太平洋協(xié)會，也曾開展和推動中國問題的研究。但基本上未脫歐洲漢學的巢臼，并沒有形成足以與歐洲漢學抗衡的研究典范。直到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中國學才逐步確立起自己的強勢地位，并徹底改變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固有格局。

這個巨大的變化是與費正清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以哈佛為基地，在美國建立了第一個東亞研究中心，一方面自覺地將研究重點由古典時代下移到近現(xiàn)代中國，推出了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中國學力作，由他本人撰著和主編的相關論著就多達60余種；另一方面他又以造就中國研究人才為己任，為美國中國學作育出一大批頂尖的中國學家，當代美國中國學的中堅力量基本上都出自他的門下，列文森、史華慈、孔飛力、柯文等，就是其中尤為聲名顯赫者。正是憑借他卓越的組織和領導，美國中國學開創(chuàng)了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如今，美國中國學研究機構已遍布大學、政府、軍隊、企業(yè)和各種智庫，從業(yè)人員之多，研究領域之廣，影響之大，西方世界無人可與爭鋒。

需要稍作補充的是，在這個過程中，1949年前后一大批從中國大陸出走或因故滯留美國的中國學人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批學人包括陳榮捷、趙元任、蕭公權、洪業(yè)、楊聯(lián)陞、劉廣京等，他們都是飽學之士，對中西方學術都有深刻的體認和精深的研究，他們以美國為“且住之地”，寄居和集聚美國，為美國中國學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他們以群體形式存在，又為美國中國學提供了一種可以遵循的標準。費正清就認為，他們的存在，對形成期的美國中國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他們的存在及其成就，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從人文學科到社會科學

從法國漢學到美國中國學，并不是一種取代的關系，而是一種繼承與發(fā)展的關系，中國學包含漢學，又廣于漢學，它涵蓋了漢學和現(xiàn)當代中國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因此，從法國漢學到美國中國學，實際上是中國研究的內涵與外延不斷拓展的過程，也是中國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不斷創(chuàng)新的過程。這個轉變不僅意味著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空間格局的重組與裂變，更重要的是它內含著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典范轉移。

漢學時代的中國研究，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為主，講究典籍的?？?、考據(jù)與注釋功夫。在這個過程中留下的許多天才著作，如馬伯樂的《古代中國》，葛蘭言的《中國人的宗教》，伯希和的《甘肅中世紀藏書》和沙畹的《史記》等，都被長久地奉為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誠如戴密微所說，“他們與過去的耶穌會士不同，僅僅是通過書本了解中國，他們的著作的準確性和評論水平遠遠勝過前人并完全與當時歐洲人文科學、尤其是在歷史和哲學方面取得的進步相一致。”那個時代的漢學大家，雖然取徑和風格各異，擅長的研究領域也很不相同，但無論是法國的儒蓮、沙畹，英國的理雅各、德庇士、翟理斯，德國的衛(wèi)禮賢、福蘭閣、佛克爾，瑞典的斯文赫定、高本漢，還是俄國的比丘林、扎哈羅夫，荷蘭的施萊格爾、哥羅特，美國的衛(wèi)三畏等，注重的更多是中國古典人文傳統(tǒng)，基本上都以中國歷史語言學、古典宗教、哲學和藝術為研究領域，以學問的精深為追求目標，恪守以文獻學功夫為基礎的漢學家法，并以精湛的造詣在世界漢學史上鑄就了各自的輝煌。

然而，輝煌是理路的巔峰，也是理路的止境。以研究古典文化為主的漢學研究取向因為無法回應世界格局的變化和中國近代以來發(fā)生的一系列深刻變遷，從20世紀初開始，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這種質疑直接導致漢學研究重心的轉移，現(xiàn)當代中國問題研究逐漸成為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熱點”，一批關注現(xiàn)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機構開始建立起來。二戰(zhàn)以后，尤其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這種趨向進一步強化，其中尤以美國、日本和前蘇聯(lián)最為明顯。出于戰(zhàn)略上的需要，美國、日本和前蘇聯(lián)等國政府和各大基金會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對中國研究的力度，使這些國家的中國研究得以快速崛起，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和風格。與比較注重中國古典文化研究的歐洲漢學有所不同，美國、日本、前蘇聯(lián)的中國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領域廣涉政治、經(jīng)濟、社會、法律、內政、軍事、外交等眾多方面，雖然不能說他們已放棄對中國歷史、文獻、語言的探索，而且每位漢學家的興趣往往千差萬別，但從總體上說，他們更多地關注20世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與研究重心的轉移相適應，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據(jù)、注經(jīng)式的微觀研究，開始廣泛地借鑒和運用各種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別開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頗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受這種學術思潮和學術趨勢的牽引，傳統(tǒng)漢學的重鎮(zhèn)，歐洲的中國研究也開始發(fā)生顯而易見的轉向。從上世紀60-70年代起，一些經(jīng)濟學家、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開始涉足并致力于現(xiàn)當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研究。柏思德在回顧歐洲漢學這段歷史時說：“歐洲的當代中國研究并不是從傳統(tǒng)漢學中自然發(fā)展而來的。直到20世紀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據(jù)歐洲漢學的主導地位，很少有人關注現(xiàn)、當代中國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學的漢學院系和研究所才開始設置現(xiàn)、當代中國研究教職。如今，當代中國研究的力量越來越強，許多大學的古典研究則處于守勢?！痹谶@種背景下，即使那些堅持拒用中國學這個名稱的學者，也不得不重新界定漢學的內涵。荷蘭學者卡雷爾·范德萊烏就曾對漢學進行重新定義：“漢學或曰關于中國的學術研究是一個奇特的領域。它開始是作為關于漢語和中國文學的研究，后來擴展為關于凡是與中國有關的事情的研究：國家自然地理、經(jīng)濟、歷史、政治結構、哲學、科學以及文學等等?！庇纱丝梢?，重新定義后的漢學與中國學已沒有實質性的差別。

就這個意義上說，從漢學到中國學，就不僅僅是名稱和概念的改變，它包括著更為深廣的內涵，即西方世界中國研究從人文學科到社會科學的典范轉移。由于美國的中國研究率先實現(xiàn)了這種轉移，而且從業(yè)者最多，影響巨大，有的學者干脆把這種轉向稱作中國研究的“美國化”。

從唱衰中國到唱盛中國

談到典范轉移，便不能不談及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另一重更帶根本性的變化，即整體思維的調整和改變。

作為一門了解和認識中國的獨立學科，無論是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化為主的漢學，還是以研究現(xiàn)當代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學，盡管其內涵極其繁雜，取向和入徑各不相同，但都以中國為對象，都以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為目標。

但是，認識和理解一個對象，總是通過特殊的認識主體或理解主體來進行的，因此，認識和理解的過程總不免受到認識主體或理解主體的“前視界”的影響。這就是說，認識和理解的過程本身往往帶有時代性和個體的差異性。特別是當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一個處于強勢一個處于弱勢的時候，認識和理解過程的這種時代性和個體的差異性就更加明顯了。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漢學家或中國學家，以及漢學家與漢學家、中國學家與中國學家之間，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往往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就這個意義而言，一部世界漢學史或中國學史，可以說是一部中國形象不斷被重構的歷史。

當耶穌會士絡繹來華傳播上帝的福音的時候，中國雖已步入“帝國晚期”，但對于西方而言中國仍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即使后來這種優(yōu)勢逐步喪失，中國與西方之間“大分流”還沒有真正形成，差距并不明顯。因此，當耶穌會士把他們的目擊、觀察和體驗變成一部部著作在歐洲出版的時候，他們筆下的中國是一幅技術昌盛、物產(chǎn)豐饒、政修人和的理想化形象，成為那個時候歐洲許多知識精英稱羨的對象，伏爾泰就曾把中國的政治制度譽為“人類精神所能夠設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書中把中國描繪成“如此卓越偉大，相形之下，我對其他所有都不禁鄙視厭棄”。英國漢學家約?羅伯茨說，18世紀時，歐洲對中國的崇拜達到了異乎尋常的高度！

然而，歷史進入19世紀以后，“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康有為語），西方世界，特別是英國狂飆突進的產(chǎn)業(yè)革命和民主革命不僅使其本國的歷史發(fā)生脫胎換骨的變遷，而且使各民族獨立發(fā)展的分散的歷史逐漸變成整體的世界的歷史。而中國則從綿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進入了一個“四海變秋氣”的時代，一個內外交迫的時代。這種強烈的反差，使中國在西方漢學家和知識人的筆下變得面目全非，耶穌會士所構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迥然不同的中國形象：停滯不前、沉睡不醒、“沒有歷史”的“愚昧國家”。美國人愛默生在他的筆記中甚至說：“當我們居高臨下對這個愚昧國家觀察思考得越仔細，它就越顯得令人作嘔。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正是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最丑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國，她那令人敬仰的單調！她那古老的呆癡！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的最多只是――‘我釀制了茶葉’?！边@樣的傲慢與偏見，在西方關于中國的描述中可謂俯拾即是。于是，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變成了中國走向失敗的記錄。在這個記錄中，形成了幾個關于中國的核心看法：一是西方體現(xiàn)文明，中國體現(xiàn)野蠻；二是中國文化是停滯不變的；三是中國只有通過外來的強刺激才能從沉睡中驚醒，其結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國文化。當西方學者用現(xiàn)代化理論作為研究中國近世史框架的時候，更強化了中國的這種形象。

19世紀西方所描繪的中國形象，對后來的中國研究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甚至帶有某種支配性的影響。這種影響直到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學研究中仍能強烈地感受到。但是，那畢竟已是“世殊事異”！隨著中國革命的成功，特別是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快速地從一個地理的大國和平發(fā)展而為經(jīng)濟的大國、政治的大國和文化的大國，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中國都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巨大存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中國，中國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世界，這種關注，以及由這種關注產(chǎn)生的對話與交流，使中國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國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實性、深刻性、全面性和遠瞻性。中國學由此步入真正意義上的繁榮時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伴隨著中國學研究在世界范圍的興起，中國學研究的內涵和取向開始出現(xiàn)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其中最耐人尋味的變化莫過于“唱盛中國”學術流派的蘊育與成形。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的中國學研究中，盡管仍陸續(xù)出版了《即將來臨的與中國的沖突》、《中國即將崩潰》、《即將來臨的與中國的戰(zhàn)爭：為臺灣而起的沖突》一類“唱衰中國”的著作，但這種聲音已遠不如先前那樣強勢了。與此相反，一批被稱為“唱盛中國”的著作相繼問世，并在西方學術界激起強烈反響，這些著作包括《中國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學發(fā)明》、《中國統(tǒng)治大海的時代：龍廷的寶船隊，1405－1433》、《大分流：中國、歐洲和近代世界經(jīng)濟的形成》、《中國鄉(xiāng)村的命運與運氣：遼寧的社會組織和人口行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國科學，1550－1900》，以及去年馬丁·雅克去年出版的轟動一時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它們的論題和論旨各異，取徑和方法亦不盡相同，但都自覺地擯棄了19世紀以來西方流行的講述中國歷史的模式，更多地著眼于中國歷史變遷的連續(xù)性和積極因素，不再簡單地把中國歷史看作是一部失敗的記錄。越來越多的西方中國學家從綿延的中國歷史與文化中驚奇地發(fā)現(xiàn)：中國的內在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遠遠超出西方人的想象，這種內在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正在成為中國崛起的最本質的力量。

從唱衰中國到唱盛中國，西方世界的中國形象亦隨之而發(fā)生了某種根本性的轉變：一個勵精圖治的崛起的中國形象已開始取代一個衰頹、老邁、失敗的中國形象。唱盛中國學派目前尚未成為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主流，它究竟能走多遠亦未可知，但它至少代表一種對中國歷史與現(xiàn)實不同以往的理解，這種不同以往的理解在一定意義上又預示著西方世界中國研究整體思維的調整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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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