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十八大后，新一屆領導班子對于中國發(fā)展和改革進一步明確具體任務、路線、時間的一次重要會議。從會前各種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在各個場合的表態(tài)和講話看，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仍然是會議需要處理的關鍵問題。但從中國長期的改革實踐看，這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尤其在“改革已進入深水區(qū)，必然要觸動利益”的情況下，它需要更多的改革勇氣和決心。

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一直以來是我國改革任務中的核心問題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脫胎于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盡管建國后計劃經濟在恢復生產、建立完備的工業(yè)體系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進一步擴大，政府無所不包的管理能力明顯存在很大缺陷，生產和消費的脫節(jié)現象嚴重，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內在潛力難以得到發(fā)揮，資源配置無法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科學的有效配置，從而大大削弱了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壯大的內生動力，經濟規(guī)模大幅度提升也受制于計劃經濟模式的限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而起點則是農村經濟改革。這不僅因為長期以來以農補工政策導致的農業(yè)發(fā)展緩慢，更因為計劃經濟期間農村出現了被掩蓋在計劃叢林中的市場亮點。一些地區(qū)微觀主體的放開和激活，使得該地農村經濟呈現有別于其他地區(qū)的非凡活力，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是典型的放松政府管制、撕開計劃經濟缺口的自發(fā)性改革。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出發(fā)點，就是要中央向地方放權、計劃給市場留有缺口。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的改革開放進程開始轉向城市改革的主戰(zhàn)場。在提出改革經濟體制問題時，這次會議還要求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強企業(yè)活力。這其實就是要解決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進一步突出市場的作用，解決政府管得過多、過寬、過死的問題，讓企業(yè)有更多的權力和時間去響應市場信號。十三屆三中全會的價格、工資改革方案，是進一步發(fā)揮市場作用、縮小政府管理范圍的重要改革，十四屆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分別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從政府和市場的天平上進一步加重市場的砝碼，反過來也就要求政府向市場讓出更多邊界。十五屆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盡管是關于農村改革重大會議，但本質上也要求農村經濟在注重市場的根本性作用的同時，發(fā)揮好政府的宏觀管理和公共服務作用。因此，從歷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決定看，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一直是我國改革任務中的核心問題。

能否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主要在于政府職能是否真正轉變

政府和市場是經濟發(fā)展中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也是決定經濟能否健康發(fā)展的重要變量。英國經濟學亞當.斯密認為政府就應該恪守“守夜人”角色，在保護本國社會安全、建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建立和維持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方面發(fā)揮作用，至于其他諸多經濟活動就應該充分發(fā)揮市場的作用，讓微觀的企業(yè)主體在競爭中的市場經濟中，遵守市場規(guī)則，響應市場信號，形成市場競爭能力。他也相信，不同利益訴求的市場微觀主體最終會形成一個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合力，使得國家的整體利益得到改善。也就是說，斯密相信政府的作用，但更認為政府要為市場服務，要讓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最根本性力量存在。

從一定意義上說，能否真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主要在于政府職能是否真正轉變。中國的改革某個角度看就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在不斷放大市場作用的過程中，實際上是政府職能不斷轉變的過程，是政府邊界的收縮和市場邊界的放大。中國改革實踐的不斷推進，其長期的重要任務和內容之一，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這兩者的關系。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嘗試進行政府角色的轉換，如何將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變成服務市場、服務社會的行為。改革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政府職能能否轉變來進行衡量。當政府角色定位得當、宏觀調控比較到位時，也是市場作用能夠充分體現的時候。反之則反是。

正確界定政府和市場邊界更多需要的是改革勇氣和決心

從改革開放的進程來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仍然會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繞不開的議題。目前，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帕累托改進已難以在改革的深水區(qū)能夠有效開展，改革將不得不是一件“動奶酪”的外科手術，利益調整在所難免。但長期以來，政府的自我改革很難在深層次的格局調整中不受到各種力量的束縛。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改革中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都難”。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改革行政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在需要更高智慧的同時，更需要的是一往無前的改革勇氣和“壯士斷腕”的決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在政府和市場兩個方面取得平衡，在利益博弈和社會輿論方面，還涉及到一些重大問題的爭議，如國有企業(yè)的作用和地位問題，法制和部門規(guī)制的關系問題，甚至涉及到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從作為政府職能轉變一部分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來看，其不斷的反復和拉鋸，也說明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不是一件簡單而輕易的事。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將會表明下一輪政府職能轉變的改革方向和力度，也意味著未來市場經濟的完善的深度和廣度?！按蜩F還需自身硬”，在這樣一個改革不容拖延和耽誤的關鍵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全方位改革和深層次改革體現出來的“硬氣”，將會給予人們對改革紅利釋放的期待。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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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匯報》201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