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英國思想家伯特蘭·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出版100周年。百年前，羅素的中國之行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為20世紀的東西對話與文化交往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踏上中國國土時，羅素已近“知天命”」

 羅素近百歲的生涯與他在世時跌宕起伏的世界歷史一樣，不乏傳奇色彩。他被稱為數(shù)學家、文學家和哲學家，是20世紀不可忽視的知識分子?？墒?，出身英國輝格黨貴族世家的他以工黨左翼自許，還隨工黨代表團訪問蘇俄。1918年，羅素因反戰(zhàn)而發(fā)表《德國的和平建議》，卻被逮捕入獄。1961年，因參加靜坐示威反對核武器又一次被捕，時年他已89歲高齡。

 正如羅素在自傳中所描述的：“從少年時代起，我一生中重要的部分一直奉獻給兩個不同的目標……一方面，想要弄清是否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認知；另一方面，想要盡一切可能創(chuàng)造一個比較幸福的世界?！碧ど现袊鴩習r，羅素已近“知天命”的年紀。這是他思想和人生中的重要轉(zhuǎn)折期。

 事實上，早在幼年時期，羅素就在父輩的藏書中接觸到了中國，對美麗、富饒、神秘的中國和文明、善良、勤勞的中國人產(chǎn)生了興趣。他的《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聯(lián)主義》一書扉頁上，就題有老子的名言：“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span>

1920年5月，梁啟超、蔡元培等人委托曾在英國留學的傅銅致函羅素邀其訪華。在羅素即將來華的前一個月，《新青年》特別設(shè)立?？瘜α_素的生平和著述進行介紹。當期封面上刊印了羅素的半身照，并注明他是很快就要來到中國的大哲學家，為其訪華造勢。

1920年9月，羅素從法國馬賽港啟航，經(jīng)新加坡、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和中國香港等地，于10月12日抵達上海，入住外白渡橋邊的禮查飯店。在上海的5天，羅素風塵仆仆地發(fā)表了三場演說，內(nèi)容涉及中國傳統(tǒng)、社會改造及教育問題。在社會團體頻頻邀約的宴會里，在《申報》《晨報》等媒體上，羅素受到熱烈歡迎。在與中國各界人士接觸后，他進一步感嘆：“此前我一直不曉得，一個有教養(yǎng)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yǎng)的人。”

 離滬后，羅素一行赴杭州、南京進行游覽和演講，隨后乘船沿長江西上赴漢口。這段旅程讓羅素得以調(diào)整初到異國的奔波心緒。在揚子江上，他回憶來華半個月的點點滴滴，覺得是一段“最奇妙而有趣的時光”，感慨“他們對我處處敬重有加，使我深感不安”。

10月26日抵達長沙后，羅素受到當?shù)厝耸康臒崆榭畲?。在短?/span>24小時內(nèi)，羅素圍繞“布爾塞維克與世界政治”這一主題講了四次課、作了兩次晚飯后講話和一次午飯后講話。特別有意義的是，羅素在湖南講演時，擔任記錄員的正是青年毛澤東。

10月31日，羅素乘火車抵達北京。雖然漸漸入冬，但他在建國門的遂安伯胡同度過了“一段完完全全快樂的時光”。除了在北京大學開始以《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會結(jié)構(gòu)學》和《數(shù)學邏輯》為題的系列演講，他還特意對蘇俄問題等進行了闡述。

 此外，羅素還定期參加“羅素學說研究會”舉辦的中英文討論會。在他看來，研究會的老師和學生“是可愛的青年，很機敏又很有才智，渴望了解世界”。

 閑暇之余，羅素或是到天壇作竟日之游，或是在夕陽中漫步城墻。晚年憶起這段經(jīng)歷時，他依然對北京冬日的陽光和靜謐的氣息記憶猶新，認為當時中國“雖然處于動亂之中，但是同歐洲相比……還是一個充滿了哲學的寧靜的國家”。

 可惜，在結(jié)束保定育德中學的一次演講后，一場風寒使羅素患上急性肺炎。陷于昏迷狀態(tài)的羅素，不時傳出病危的消息。有人甚至都計劃把他葬在西子湖畔，修一座祠堂以示紀念。好在半個月后，羅素轉(zhuǎn)危為安。臨別前，羅素拄著拐杖發(fā)表了在華的最后一次演講，為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建言。

 「找到一種適宜的制度，產(chǎn)生獨立和有秩序的政府」

 回到英國后，羅素根據(jù)在華旅行和考察經(jīng)歷，于1922年出版《中國問題》一書，探討舊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和解決方案，并展望中國的前景和出路，還對歐洲的未來進行了思考。該書在43年后重印時，羅素仍然充分肯定其中的觀點，認為“書中不是談時事的部分，總的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在《中國問題》中，羅素批評了西方一些觀察者由于對中國不了解而妄下定論的偏見，肯定中國文化的長處與優(yōu)勢。羅素來華時，正值中國近代史上較為混亂的時期。但和20世紀之前一些因科技落后而輕視中國的西方人不同，羅素沒有據(jù)此而否定中國文化。

 他說：“英國人在東方與周圍環(huán)境是完全隔閡的。他打馬球，去俱樂部。他對當?shù)匚幕牧私獾米?/span>18世紀傳教士們的作品，他以對其本國智慧的同樣的輕蔑看待東方的智慧。很遺憾，雖然有我們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卻忽視了下面這個事實，即在東方，智慧是受到尊敬的。”

1920年10月，剛到上海的羅素在歡迎宴會上就表示：“中國古代有甚好之文明，及今中國國民尚謹守之?！碑敃r正忙于寫作《三民主義》的孫中山贊賞有加，認為“外國人對于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于歐美，才贊美中國”。

 《中國問題》出版后，其中關(guān)于東西文明的部分內(nèi)容于1922年6月被翻譯發(fā)表在《學燈》雜志上。譯者在“按語”中談道，“之所以譯為中文者，就是把羅素先生的批評當作我們的鏡子。照著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見自身更明白一點。東西文化各有特長，萬不可棄我之所長而并取他人之所短。我們的新文化運動是要產(chǎn)生一種新文化，并不是把我國變作歐洲，一意醉心歐化者，觀羅素此論，當可猛醒”。

 當時，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進一步從世界比較文化角度探討了東西方文化問題。他認為，世界文化有三方面：西洋文化是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向后要求，中國文化調(diào)和持中。梁漱溟個人的態(tài)度是，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同時批評地把中國的原來態(tài)度重新拿出來。

 在為中國未來發(fā)展道路提供建議時，羅素反復強調(diào)的是“獨立自主”。正如他在最后一次演講中所談到的：一個外國的人，在華時候不久，中國文語完全不懂，要對于中國各種問題，個個發(fā)點議論，實在冒著鬧笑話的極大風險……歐洲人想定出一個方式來改造中國，常常要走入歧途。因此之故，當勸有心改革的中國人，不要全然依賴在外人智識的幫助上。在《中國問題》中，他再一次強調(diào)：“中國人一定要自強自立，千萬不能依靠外國人發(fā)善心?！?/span>

 羅素指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雖然不能完全適應新的需求以解決當時中國內(nèi)外政治問題，但不應該“統(tǒng)括的采用歐洲文化”。他擔心，如果中國拋棄了儒家經(jīng)典，“精神區(qū)域內(nèi)要變成真空”，那么“中國道德真?zhèn)€要破產(chǎn)”。

 羅素還曾以17世紀的英國、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美國等為例，分析各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他指出，西方的政治思想掃除了幾千年的帝制，但仍然未能有堅定的制度來取而代之。將中國改造為現(xiàn)代國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外國人應該靜待中國人自行解決。只有中國人才最了解中國，我們并不了解。如果任其自由發(fā)展，最終必然會有一種適合于他們性格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應該越俎代庖。只有他們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決辦法才是長久之計，而外部勢力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強加給他們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會是長久的。

 當然，羅素也不希望中國固守文化傳統(tǒng)，不改革，不前進。他希望的是，中國在摸索中尋找到一種適宜的制度，產(chǎn)生一個獨立和有秩序的政府。他自信地認為，中國的將來和她的過去一樣，能對世界文明有所貢獻。這種貢獻不僅僅是“數(shù)量的增加”，更應該在提升世界文明的總體水平上發(fā)揮作用。

 除了一次次提醒、告誡，羅素還身體力行地為中國的民族獨立與和平作出努力。1937年12月，南京淪陷。羅素和杜威、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國際知名人士一起發(fā)表了題為《我們對于日本侵略中國的態(tài)度》的宣言，向國際社會發(fā)出維護中國獨立、救助中國民眾的呼吁，強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徑。

1921年7月，當羅素揮手告別這片東方的古老大地時，中國共產(chǎn)黨在他的來華首站、被他稱為“現(xiàn)代化氣息最為濃郁”的上海正式成立。在隨后的日子里，這個偉大的、先鋒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逐漸成長，團結(jié)帶領(lǐng)中國人民一步步邁向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來源：上觀新聞 2022-12-25

 作者：馬麗雅，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