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對官吏的選拔各有其歷史發(fā)展過程和時代特征，但“選賢”是一個一以貫之的原則。

宋代蘇軾總結，“三代以上出于學，戰(zhàn)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后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

這段話實際上劃出了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幾個發(fā)展階段：部落時代的推選禪讓制、世卿世祿制，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客卿制、禮賢下士和軍功爵制，魏晉時期的察舉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隋唐以降的科舉制。舉其要者，察舉與征辟、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最為關鍵。

從這個歷史脈絡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選賢”理念逐漸為后世帝王所接受，在秦漢至明清的漫長年代里發(fā)展出了一系列富于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特色的制度建構與治理模式。

所謂察舉，就是由皇帝下詔公開征求人才，由各級主要官員將本人發(fā)現(xiàn)或民間公認的出眾人才向朝廷推薦，經(jīng)過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擇優(yōu)錄用。九品中正制則以“論人才優(yōu)劣，非為世族高卑”為原則，把有統(tǒng)治才能的庶門之人納入選官制度。

不過，不管是“察舉”“征辟”，還是“九品中正制”，都具有特殊主義與等級色彩。隋唐以降實行的科舉制，進一步貫徹“選賢與能”，在世界范圍內產(chǎn)生了積極的發(fā)散性影響。

比如，日本就在借鑒中國唐代科舉選官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選官制度；美國人丁韙良在1896年出版的《中國環(huán)行記》中稱，“英國、法國和美國正在取得進展的文官考試制度，是從中國的經(jīng)驗中借鑒而來的”。

借由科舉考試，中國從宋代開始不僅大為拓寬了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讀書人有制度化渠道向上層流動。據(jù)統(tǒng)計，明清兩朝的進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雖讀過書卻未做官的寒門出身。

明清之際，船山先生提出“公天下”的社會理想：“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其紀則不妄于授。”科舉制度中內含的尚賢與公平，既是對君權的輔助，又因實踐了“不妄于授”，使封建王權受到了限制，讓社會得以保持穩(wěn)定而有效的流動。

王夫之“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的理念與羅爾斯“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的機會公平原則有相通之處。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也注意到了這一特點：“12個世紀以來，社會地位在中國主要是由任官的資格，而不是由財富所決定的。此項資格本身又為教育，特別是考試所決定。中國歷來最為突出的是將人文教育作為社會評價的標準?！?/span>

任何一種跨越都不可能是斷其根本、切掉來路的。文化如此，制度及其實踐亦如此。深入理解傳統(tǒng)政治中“選賢”的源流與脈絡，批判繼承合理性因素與經(jīng)驗，才能真正賡續(xù)一種文明。

作者：沈潔，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解放日報 2023-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