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當從“對象”升級為“方法”，從知識、話語、理論的“消費領域”升級為“生產(chǎn)領域”。中國學要進一步影響、輻射主流學術，聚焦中國道路，胸懷世界發(fā)展，觀照人類未來，為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在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上，有兩棵“智慧樹”：一棵“桂冠樹”，呈現(xiàn)的是歷屆中國學貢獻獎得主的金句；一棵“成長樹”，呈現(xiàn)的是青年中國學家的思考。名家大師與學術新秀的“超時空對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學的代際傳承與范式轉換。

 兩次范式轉換

 中國學是專門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問。自從古絲綢之路連接起東西方以來，中國學經(jīng)歷過兩次關鍵性的范式轉換：

 第一次是從“傳教士漢學”轉向專業(yè)漢學，其標志是1814年法蘭西學院創(chuàng)設漢學教授席位，27歲的雷慕沙成為首任漢學教授。此后，歐洲各個大學紛紛設立漢學教席，專業(yè)漢學時代自此開啟。

 漢學進入學院體制，成為東方學的一部分，也奠定了歐洲漢學的研究范式，并助力歐洲長期主導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方法、主題和議題。

 一般認為，歐洲漢學主要是人文學術的范式，尤其是借助語文學的方法來研究古典中國，大體屬于“書齋里的學問”，其基本取向是“從文獻看中國”，其特點是從“獨特性”出發(fā)來研究中國，重點關注東西方的不同之處。

 當時，除了對中國文字、語言等研究外，關于中國文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想象的異域”。啟蒙運動期間，歐洲漢學的典型特征是把中國“烏托邦化”，把中國視為“高度理性的文明”“國家治理的典范”，并當作攻擊教權、王權以及幫助歐洲走出中世紀的重要武器。

 這種對中國的“工具性美化”，讓歐洲對中國的傾慕逐漸達到歷史頂峰，但同時也讓“想象的異域”成為一個“偏離真實的存在”。

 鴉片戰(zhàn)爭后，相關的一些見聞錄對中國的評價開始從正面轉向負面。這一時期，歐洲漢學的新特征是把中國“博物館化”，采取類似于研究埃及學的心態(tài)，以一種追思之情來研究現(xiàn)實中“行將消逝”的古老文明。

 這種研究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古絲綢之路探險。與之相伴，中國文物典籍尤其是大量敦煌文獻流失海外，并催生了遍及西方世界的中國文物收藏熱。

 第二次是歐洲漢學轉向美國中國學。進入20世紀后，側重古典中國的歐洲漢學難以滿足全球大聯(lián)通后的現(xiàn)實需求，一種不同于歐洲漢學、聚焦現(xiàn)實中國的新范式迅速興起。美國成為集大成者，并在二戰(zhàn)后推動了海外中國學的又一次范式大轉移。

 應該看到，美國中國學和歐洲漢學大不相同。從研究對象上來說，前者聚焦當代中國而非古典中國，方法上更多采取社會科學的方法而較少用人文學術的方法，功用上現(xiàn)實性更強甚至有資政的面向，視角上的轉換則是開始從“普遍性”而非“獨特性”出發(fā)來研究中國。

 但也必須注意到的是，這種“普遍性”是西方意義上的特定概念，即以歐美歷史經(jīng)驗為尺度來研究現(xiàn)實中國，其背后有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

 “一帶一路”新發(fā)展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共建“一帶一路”正在給中國學帶來一系列新的刺激、滋養(yǎng)與豐富。不管是歐洲漢學，還是美國中國學，抑或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學，都陸續(xù)呈現(xiàn)出一些重大而具有深遠意義的新特點。

 一是從“歐美中國學”到“世界中國學”，中國學的世界化進程不斷加深。

 回望過去幾百年中國學的發(fā)展歷程，不難看出，中國學的研究力量長期集中在發(fā)達國家，歐洲一直是傳統(tǒng)漢學研究的中心，美國則是當代中國研究的重鎮(zhèn)。記得2008年，還有國外學者驚呼中亞、非洲、拉美地區(qū)幾乎找不到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專家。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這一狀況出現(xiàn)了根本性轉變。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突尼斯、亞美尼亞等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學“荒村”，開始有大批重量級專家學者聚焦中國。眾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相繼成立中國學機構，“關注中國”“研究中國”正在形成越來越強的聲勢。中國學開始真正遍布全球，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問，并有望成為“時代的顯學”。

 二是從“中國之中國”轉向“世界之中國”，全球視野成為研究中國的前提。

 不論是歐洲漢學還是美國中國學，大體都是研究“中國之中國”，或是基于典籍研究中華文明的肌理，或是從內部發(fā)展來探討中國道路，或是圍繞與中國的雙邊、多邊關系展開論述。

 新時代以來，一個明顯的學術轉向就是聚焦“世界之中國”。此前“就中國論中國”的大批海外專家學者，開始從全球視野來理解中華文明、中國道路乃至中國式現(xiàn)代化。“跳出中國看中國”、中國發(fā)展的全球影響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詞、關鍵詞。

 隨著“一帶一路”的不斷推進，從全球史角度來理解中華文明、從世界經(jīng)濟和國際秩序維度來分析中國道路及其世界意義，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普遍遵循的研究取向。

 特別是，全球史觀下的中國學強調克服“民族國家”范疇的局限，把中華文明、中國歷史置于不同文明的交往體系和網(wǎng)絡之中，進行長時段、跨文化、跨國界的分析。這一取向兼具“從世界看中國”和“從中國看世界”的視角，既是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也是重新理解世界。

 成為“未來之學”

 “一帶一路”正在不斷催化中國學的范式更新，有望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又不陷入“中國中心主義”，進而孕育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向的新研究。

 與傳統(tǒng)的海外中國學相比，這種新范式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從“以中國為對象”上升為“以中國為方法”。鑒于這一特點，我們不妨將這一新范式稱之為世界中國學。

 進一步比較來看，歐洲漢學研究以異域文明“獨特性”的視角來理解中國。16世紀以來，歐洲出現(xiàn)了大批漢學家和思想家。從“中學西傳”的重要使者利瑪竇到啟蒙哲人萊布尼茨，再到“歐洲的孔夫子”伏爾泰，無不醉心于典籍里的中國文化。在18世紀的歐洲“中國熱”中，更是涌現(xiàn)出大量盛贊中華文明的著作，營造出一個近乎完美的文化中國。

 同樣“以中國為對象”，美國中國學的大量研究是在線性歷史觀下對所謂共通性的探討。一些研究甚至提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xiàn)代化標準，并以此為尺度來分析、評價中國。正因為如此，大量中國學成果的原創(chuàng)性似乎顯得不夠，以至于美國著名“中國通”李侃如就曾感嘆“中國學對主流學術發(fā)展的貢獻微乎其微”。

 時至今日，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很多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在重新認識現(xiàn)代化的“獨特性”和“普遍性”，重新思考本國文化的主體性，重新理解文明與道路的關系，并在尊重世界文明和現(xiàn)代化道路多樣性上達成廣泛共識。

 比如，在“一帶一路”上，在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中國道路拓展了各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路徑選擇”收獲了普遍認同。還有調查顯示，國際青年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青年對中國普遍抱有好感，這一比例達64%。同時，認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推動全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受訪青年比例為62%，認為“他國從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獲得了利益”的比例為51%。

 順應這一轉變，中國應當從“對象”升級為“方法”，從知識、話語、理論的“消費領域”升級為“生產(chǎn)領域”。中國學要進一步影響、輻射主流學術，逐漸成長為一門從中華文明和中國道路出發(fā)，反思傳統(tǒng)現(xiàn)代化理論、構建新發(fā)展理論、探索人類未來發(fā)展的新學問。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八輾v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xiàn)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有文明的互鑒才能實現(xiàn)共同的進步。”期待新時代的世界中國學走出“中西古今”之爭、會通“中西古今”之學，為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張焮 日期：2023-11-28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