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四渡赤水的軍事奇跡、吳起鎮(zhèn)會師的勝利曙光，共同勾勒出紅軍長征史和中共黨史上的光輝篇章。光輝篇章的“字里行間”，走上長征路的《紅星》是一個值得銘記的生動歷史“注腳”。

毛澤東曾形象指出，“共產黨是要在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戰(zhàn)略大轉移開始后，《紅色中華》被迫停刊，《紅星》便成為“唯一走上長征的黨中央機關報”，肩負著凝聚思想意志、引領前進方向的重任。

為了辦好這份“宣傳單”，一支僅有三五人的工作隊伍，用扁擔挑起了一臺油印機、幾盒油墨、兩塊鋼板和一些毛邊紙等簡易辦報設備，隨部隊行軍時構思與采訪，逢部隊休息時抓緊寫稿、刻板與油印，及時傳達黨的重要方針政策，并如同“一個政治工作指導員”，不時助力黨中央指揮紅軍開展戰(zhàn)斗。

這一時期出版的《紅星》多為每期兩版，在頭版設有社論欄目。據時任紅軍總政治部文書科長、承擔《紅星》刻板工作的趙發(fā)生回憶，社論大部分由中央領導撰寫，周恩來寫得最多，其次是博古，還有陳云、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王稼祥、張聞天等。受條件限制，這些文章最多不超過1000字，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戰(zhàn)斗性和感召力。

1935年2月，遵義會議召開后不久，《紅星》即刊載《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決議案》，號召全軍“一致擁護黨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堅信“在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的正確結論與領導之下，一定能團結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領導全體紅軍戰(zhàn)士在廣大的運動戰(zhàn)中爭取偉大的勝利”。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紅星》發(fā)表社論稱贊此次會師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后發(fā)展的事件，“成功證明黨的路線的正確，證明紅軍無堅不摧的力量，證明一切機會主義胡說的破產”。

除社論外，《紅星》還辟有要聞、時事政策、軍事知識、衛(wèi)生常識、自我批評、紅軍紀律、俱樂部、漫畫等欄目。它既編發(fā)前線新聞，也關注日德同盟、雅典海軍暴動、英國掌璽大臣訪蘇等國際新聞。

此外，《紅星》也是一份紀律手冊，并既善抓典型宣傳，也注重反映紅軍的工作生活。“我們紅軍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鍋，留下五個袁世凱（銀元），賠你一口好鐵鍋?！边@首軍中流傳的“賠鍋歌”便因生動反映紅軍鐵的紀律，而上了《紅星》。

來源：上觀新聞，2025-08-22

作者：孫越，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